在华盛顿广场的西面，有一个小区，小区的街道很是奇怪，被分割成很多狭窄的长条，人们称这些长条为“小巷”。这些“小巷”相互间穿插，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。有的一条街自身也会交叉一两回。有一次，一位艺术家发现这条街也有它的可贵之处。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、纸张和画布的账款，不成想却在这条街上大兜圈子，最后猛然发现自己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，更令他生气的是到头来一文钱也没收到，落得空手而回，那才有意思呢！

于是，没过多久，一些搞艺术的人便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。他们四处打听，寻找朝北的窗户、18世纪的三角墙、荷兰式的阁楼，更重要的是，房租还要低廉。接着，这些人又从第六大街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，把这个地方弄成了一个“艺术区”。

苏艾和琼珊的画室就是在这里成立的，画室设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。“琼珊”是琼娜的昵称。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，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。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上一家名为“德尔蒙尼戈”的饭馆认识的，那时她们都去用餐，恰巧碰到，她们对彼此都很有好感，她们谈艺术、饮食、着装等等，竟发现彼此的口味也十分相投，于是便一起租下了那间顶楼作画室。

那还是五月发生的事。到了十一月，一个冷酷无情，肉眼看不见，医生称之为“肺炎”的不速之客，潜入到了艺术区，他用他那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。在广场的东面，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行动起来，他每闯一次祸，总有那么几十个人受到伤害。不过，当他来到这错综复杂、狭窄，并且长满苔藓的“巷子”里之后，他的脚步已经没有原来那样畅行无阻了，他开始用一种缓慢的速度行走。

这位“肺炎先生”并不是大家眼中的那种有风度的老绅士。一个弱小的女人，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毫无血色了，自然无法和那个有着红拳头、气吁吁的老家伙相对抗。所以，琼珊被他击倒了。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**，一动也不动，一双眼睛望着荷兰式小窗外的砖屋，那是空****的邻居家。

一天早晨，那位忙碌的医生，把苏艾叫到过道里，皱着他那灰白色的粗眉毛。

“照现在的情形来看，她的病很不乐观，只有一成的希望了。”他一边对苏艾说，一边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，“那一成的希望主要看她自己，看她自己有没有强烈的求生欲望。这个你应该明白，如果一个人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，那么一切的治疗都是毫无意义的。现在，你的这位小姐一门心思以为自己不会好了。你知道她有什么愿望吗？”

“她——她希望有一天能去那不勒斯海湾，她想画它。”苏艾说。

“绘画？——简直太荒谬了！那她心里就没有很让她思念的东西？——比如说，男人？”

“男人？”苏艾像吹小口琴似的哼了一声说，“难道男人就值得——但是，唉，大夫，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一定是身体虚弱的缘故了。”医生说，“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只要科学能达到，我一定可以救治好她。不过，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。但如果你能诱导她对今年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，并提出一个相关问题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保证，她康复的几率可以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。”

送走医生后，苏艾来到工作室，她狠狠哭了一把，眼泪把一张日本餐巾纸浸湿成了一团纸浆。然后，她拿起画板，吹着拉格泰姆音乐(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。产生于19世纪末，是早期爵士乐的一种)的口哨，摇头晃脑地走进琼珊的房间。

琼珊躺在**，脸朝着窗口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苏艾以为她睡着了，便赶紧停止了吹口哨。

她架起画板，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。青年画家通常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，他们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为将来能够进入艺术殿堂铺平道路，而那些青年作者，为了给自己铺平文学道路，便创作了那些小说。

现在苏艾画的插图，正是小说里的主角——一个爱达荷州的牧人，她先给主人公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穿的漂亮马裤和一片单眼镜。这时，她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，重复了几遍。于是她赶紧放下画笔，走到琼珊的床边。

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她望着窗外，嘴里正在念着一些数字，她是在数数——倒着数。

“十二，”她说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十一”；接着是“十”、“九”；再接着是“八”和“七”，这两个数字几乎是连在一起说的。

苏艾关切地向窗外瞧了瞧。有什么可数的呢？外面只是一个空****、阴沉沉的院子，和二十英尺外的一幢砖屋的墙壁。一根看上去极老的常春藤，缠绕的根已经枯萎，爬在半墙上。秋季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吹落得已经所剩无几，只剩下几根近乎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。

“亲爱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苏艾问道。

“六片。”琼珊说，声音低得像是耳语，“它们现在落得更快了。三天前差不多还有一百片呢，那时数得我眼花缭乱。可现在容易多了。喏，又掉了一片。只剩下五片了。”

“五片什么，亲爱的？来，告诉你的苏艾。”

“叶子，常春藤上的叶子。等最后一片叶子掉落，我也得去了。三天前我就知道了。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？”

“啊，我可从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。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她说，“老藤叶和你的病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株常春藤，得啦，你这淘气的姑娘，别犯傻啦。我差点忘了，今天早晨大夫告诉我说你康复的机会是——让我想想，他是怎么说的——他说你康复的希望有十分之一呢！这么跟你说吧，差不多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一幢新房子的机会一样多呢。好琼珊，现在起来喝一点儿汤吧，也好让你的苏艾继续画画，然后卖给编辑先生，换了钱才能给她生病的乖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，也买些猪排解解她自己的馋嘴。”

“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。”琼珊仍然凝视着窗外说，“又掉了一片。不，我不要喝汤。只剩四片了。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一片藤叶飘下来。那时候我也该去了。”

“琼珊，亲爱的，”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，“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在我画完之前，别睁开眼睛，别瞧窗外？这些画我明天得交。我需要些光线，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。”

“你不可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？”琼珊冷冷地问道。